1958年早春，北京西郊开了场小型科技研讨会。一个身形瘦长、眼神专注的中年男子被一群年轻技术员围着，他正是回国还不满三年的钱学森。有人拿了一串计算数据来请教，他摘下眼镜，稍作思考便给出了推导过程，令在场的人都惊叹不已。这时，有人小声嘀咕：“要不是当年那几封简短的亲笔信，今天哪能看到这样的场面。”这话一出，大家都不由得回想起1950到1955年那段充满坎坷的时光。
1949年10月，当新中国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成立的欢呼声跨越重洋传到洛杉矶时，钱学森刚下课。他与妻子蒋英相视一眼，几乎同时萌生了回国的想法。然而，在美国军方眼中，这位年仅37岁的华人教授绝非寻常学者，而是一个“移动的机密宝藏”。接下来的五年里，软禁、监视、频繁搬家、高额保释金等困境，如同重重枷锁，不断束缚着他。
真正让局势出现转机的，是1954年4月在日内瓦的那场会议。周恩来率领的中国代表团，首次直接与美国代表展开对话。美方本想只谈战俘和侨民问题，但周恩来很快察觉，这看似不起眼的议题，或许能成为打开更大局面的突破口。他立刻安排王炳南与美方就侨民问题展开谈判，并悄悄示意：“把钱学森的事情也提一提，看看他们什么反应。”谈判时，美国代表一开始还拿“没有证据显示他本人愿意回中国”当挡箭牌，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。
巧的是，会谈陷入僵持的那天，北京东四的一座老房子里，收到了一封从比利时几经辗转寄来的信。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拆开了信，马上送到了陈叔通手中。几个小时后，这封信就放到了周恩来的办公桌上。这是钱学森写给陈叔通的求助信，短短几百字，字字真切，只有一句铿锵有力的话：“我日日夜夜都想着回国参与建设。”周恩来读完，把信折好递给秘书说：“这就是证明，带到会场去。”
领事级别的商谈提升到大使级别后的首次会晤中，王炳南首先告知，中方决定放走11名美国飞行员。美方代表刚表达完谢意，就迎来了第二个消息——钱学森的亲笔信。“你们不是说留学生可以自由选择去留吗？那为什么这封信六月份还寄不出美国呢？”这简短的一问，让约翰逊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。经过美方内部几周的讨论，他们最终做出了让步。1955年9月17日，钱学森带着妻子和孩子，登上了“克利夫兰总统号”轮船，离开了洛杉矶港。上船那一刻，他的导师冯·卡门只说了八个字：“科学没有国界，但科学家有自己的祖国。”
轮船靠岸香港，接着转乘汽车一路向北。10月8号这天，在罗湖桥畔，迎接的人朱兆祥紧紧握住钱学森的手，笑得眼角的皱纹都挤到了一块儿。有人记得，那天傍晚深圳的天空铺着淡紫色的云，钱学森盯着看了老半天，仿佛要把这景象永远印在心里。
之后的日子安排得满满当当。中国科学院派他去东北、华北的好几个省份，调研那里的科研和工业状况。在哈尔滨军工大院的实验室里，陈赓陪他参观时突然问道：“咱们中国能不能自己造导弹？”钱学森只说了十个字：“能！中国人不比任何人差。”陈赓立刻决定：全力支持。
1956年春天，在北京怀仁堂的一场汇报活动中，钱学森呈上了一份《关于我国国防航空工业建设的建议书》。这份报告写得简单明了：先搞生产，再搞设计，研究要跟上。周恩来在拿到报告的当天晚上就连夜审阅并做了批示，第二天这份报告就送到了毛泽东那里。没过几个月，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就正式成立了，钱学森被任命为院长。后来科研人员回忆说，很多起步时的标准“都是直接按照建议书来的”，基本没怎么变。
1960年11月5号那天，咱们国家第一枚短程地对地导弹成功发射了。这消息传到中南海时，周恩来总理正在会见外宾，他只是轻轻点了点头，然后让工作人员传了张纸条进去，上面写着：“让钱先生多歇歇。”过了四年，原子弹试验成功了。到了1967年6月17日，罗布泊上空又炸开了蘑菇云，氢弹爆炸的数据传到了北京的指挥所，钱学森默默地把合上的本子放回了口袋。没人留意到，他轻声嘀咕了一句：“谢谢总理。”
到了八十年代的时候，钱学森虽然已经七十多岁了，但还是经常往实验室跑，他有时会突然问一句：“为啥咱们的学校老是出不了特别厉害的人才呢？”这话后来被大家叫做“钱学森的疑问”。他对此没说过太多大道理，就简单一句：“国家要想有新花样，教育得打好基础。”
1995年7月，天气热得发烫的一个下午，央视记者找他聊起了过去的事。镜头一切好，记者就自然而然问起他1955年回国的往事。钱学森沉默了几秒，缓缓说道：“要不是周总理那几步关键安排，我现在在哪儿都不好讲。我真心感谢周总理。”整场采访里，他就这句评价最高。
2009年10月31号这天，北京迎来了今冬的第一场雪。就在这一天，98岁高龄的钱学森在301医院平静地走了。病房里，他一直放在床头的一张黑白老照片还在——照片上是1956年的周恩来和他在中南海瀛台的小桥上，两人凑在一起交谈。不少人都说，那照片其实是见证了中国航天事业的起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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